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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名人的元旦怎么过?

编者按:2017年马上就要过去了,我们迎来了崭新的2018年,在此辞旧迎新之际也祝大家元旦快乐!

每到岁末年初之际,人们总是不免要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,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一年。近代史上的名人们也是如此,他们有的忙着聚会,有的忙着建言,有的忙着推崇“新历”,有的却忙着批评书籍……

通过观察名人如何过元旦,对当时的社会面貌也能够了解一二。

丰子恺元旦题材漫画

张学良:众人热闹我独静

遭幽禁之后,张学良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阶段。

在此之前的张学良,多年的戎马生涯,战火纷飞的日子早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;而在此之后,从前的门庭若市,直转而下,成了门可罗雀。多数人为避嫌,有多远闪多远,这也让习惯了热闹的张学良,感受到了人情冷暖。

当然,张学良不同于一般的阶下囚。一是有限的人身自由,也能出去逛逛,只是活动范围受限制;二是生活方面,食无忧,开销倒是不愁。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打发时间,从前甚少看书的张学良,也开始读起了书。

被幽禁后,每年的元旦,张学良必做的一件事,就是制定来年的读书计划。对此,张学良挺重视的,每年都要用一个全新的日记本,用来写读书计划。这本日记本,专门用来制定读书计划,而与其他的生活日记分开,可见张学良对此事的重视了。

之后的一年,张学良会把计划中列出的书,一一买来阅读。有时,是在室内,用一个专门为读书涉及的斜面支架,上头放着书,角度正好适合阅读。天气好的时候,张学良也回到户外读书,或坐着,或半躺,或单手执卷,颇为悠闲。

张学良读书,一开始是为了打发时间,后来则渐渐读出了兴趣。后来,张学良对明史颇感兴趣,投入精力甚多。仔细看他每年制定的读书计划,便会发现明史的书籍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尽管自己自由受限,但只要和明史有关的书,张学良都会托人从外面带来。有时,一些难找的书,甚至还得让毛人凤帮忙去找。宋美龄得知张学良的爱好后,还专门请了个明史专家,定时到张学良的住所“陪读”,行解惑之责。

读书岁月不觉长,也正是因为阅读,张学良在被幽禁的日子里,才能令自己内心宁静。而在张学良的照片中,多数是和读书有关,要么是在窗前,要么是在书房,有时则是在室外。不管在何处,张学良的手中,大多都拿着一本书。

有书香相伴,有红颜知己在旁,张学良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平静。

鲁迅:两个元旦见转变

1904年的元旦,当时的鲁迅还在日本。

那会儿日本的元旦节,要比大清国热闹得多。当时的日本,西化上遥遥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。元旦这一来自西方的节日,在日本备受欢迎。但在当时的清朝,所谓的“元旦”是沿袭旧时的说法,指的是旧历的正月初一。至于新历的元旦,则尚未大范围流行。

但对于独在异乡的鲁迅来说,越是热闹,就越显出内心的孤清。日本人很重视元旦这个节日,每年新历的第一天,都会举行庆祝活动,还会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,喝点屠苏酒。而在国内,新年的第一天,是要吃点饺子的。

有个细心的同学,发现了鲁迅的郁闷。于是,为了给他一个惊喜,悄悄带着他,来到一个华人师傅的家中。在这位师傅的家中,鲁迅如愿以偿,在新年的第一天,美美吃上了一顿饺子。这顿饺子,令鲁迅多日来的郁闷,全都烟消云散。

这一年的元旦,当时的鲁迅,还不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鲁迅。那会儿的他,依旧深信唯有治病救人,才能改善国人体质,拜托东亚病夫的称号,从此走上富国强民的道路。所以,吃完了饺子,鲁迅和师傅聊天的时候,发誓要好好休息,做一名好医生,将来回国后造福国人。

可到了1935年,这一年的元旦,鲁迅的想法已经完全不同于1904年了。

这一年,已经是鲁迅生命的尾声。可尽管身体大不如以往,忙碌的程度却有增无减。这一年的元旦,他比往常更忙。鲁迅给友人的信中提到,这一年从元旦开始,整整三天的时间里,他都忙于翻译。三天的时间,翻译了六千字。因为是童话,所以想尽量用浅白的语言,但没想到深入浅出的童话语言,比艰深的古文还难。结果,哪怕是元旦这样的节日,也工作到半夜,连睡觉都连连做梦,不得安眠。

元旦这样的日子,鲁迅依旧不休息,忙于翻译童话,想给孩子们送上一份健康的文学礼物。对于鲁迅来说,长夜漫漫,唯有寄希望于将来,寄希望于孩子们,才能迎来黎明的曙光。而要救救孩子,不仅得从生理上,更得从精神上。

此时的鲁迅,显然已放弃了学医救人,转向从精神文化入手。

这两个元旦,从吃饺子到翻译文学,尽管都是些小事儿,但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鲁迅思想的转变。从学医到执笔,这样的鲁迅,更深刻,也更伟大。

胡适:许下三大愿望

每逢辞旧迎新,许愿就成了必行之事,大文豪胡适也不例外。

1937年的胡适,在元旦时,许下了三个愿望。这三个愿望,可不是信口说说而已。胡适郑重地将其付诸笔端,短短三千多字的新年祝辞,耗去了他大半天的时间。可见,胡适在写下这三个愿望时,是何等深思熟虑!

这三个愿望中,第一个是寄希望于当年能实行宪政。新年新开始,胡适在许下这个愿望时,语气是斩钉截铁的,连设定的时限也是急迫的。1937年,国家危亡,系于一线,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。因此,就连曾誓言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的胡适,也闲不住了,看出了时局的危急,因而认定唯有宪政才能救中国。

既然要实行宪政,就得有一个具备宪政精神的领导者。胡适将实行宪政的希望,寄托在蒋介石身上。所以,他的第二个愿望,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当一个具有宪政精神的领导者,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宪政,富强起来。

第三个愿望,胡适希望能在新的一年里,看到华北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。当时,已经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。日本制造了一场场事变,步步紧逼。华北主权沦丧,已经是引起了爱国人士莫大的担忧,才有了这第三个愿望。

可胡适许下的这三个愿望,严格来说,一个也没实现。

在1937年实行宪政,这个愿望根本八字都没一撇;至于寄希望于蒋介石能具备宪政精神,更是无中生有。这两个欲望,哪怕蒋介石到了台湾后,也未能实行。所以,胡适1937年许下的这两个愿望,终其一生,也没能看到愿望成真的那天。

至于第三个愿望,尽管实现了,确实在八年后,而不是胡适所说的“当年”。可以说,这个愿望实现了一半,时间则延后了八年。当然,尽管这个愿望,在三个新年愿望中敬陪末坐,但对于胡适来说,能看到实现的一天,也是莫大的欣慰了。

三个愿望,让1937年的胡适,少了欢乐,多了忧国忧民的沉重。

吴佩孚:不为胜有为

1939年的元旦,是吴佩孚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元旦。若要用一个词儿,来概括这个元旦,则是“不为”。但这种“不为”,含金量却胜过一切。

这一年的元旦,吴佩孚的住处,一反往日的冷清,变得热闹非凡。其实,早在退出政治舞台后,生活节俭的吴佩孚为了节省开支,把几个姨太太和佣人都遣散。最后,住处只留下几个人,和往年的风光大不相同。

但到了1939年,沉寂多年的吴佩孚,再次成为受人瞩目的焦点。

一个日本人。七七事变后,日本推行“以华制华”,吴佩孚成了日本人拉拢的对象。一开始,日本人打算扶植吴佩孚,让其当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。遭到吴佩孚拒绝后,日本又极力促成“汪吴合作”,想让汪精卫主政,吴佩孚主军。但这个提议,同样未能让吴佩孚点头。日本对吴佩孚的拉拢,到了1939年元旦前后,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

日本人打算拉拢吴佩孚,而国共两党为了不让其得逞,也积极争取吴佩孚。

1939年的元旦,国民党的孔祥熙,给吴佩孚发去了一封密函。信中,除了表示对吴佩孚的处境,极为关心,一直念念不忘外,也积极争取吴佩孚,劝其勿一失足成千古恨;与此同时,董必武也著文,让吴佩孚务必保全晚节,勿当民族罪人。

多方势力的交织,让吴佩孚在1939年的元旦,陷入了各方的拉剧中。尽管,吴佩孚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,态度堪称斩钉截铁。但毕竟,日本的施压,也令吴佩孚头疼不已,不得不有所顾忌。

这一年,除了日本与国共两党,各界人士也纷纷利用元旦这个日子,用各种方式劝吴佩孚保持气节,不为日人所利用。所幸,最后在各方努力下,吴佩孚做了正确的选择。

可令人扼腕的是,吴佩孚在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后,没能等来下一个元旦,在1939年的12月去世了。纵观吴佩孚的一生,前半期的戎马生涯,挣来的只是滚滚骂名;而后半生的“不为”,不借外债、不住租借、不积私财以及不当汉奸,却反倒为他赢得了敬意。

有时候,“不为”比“有为”更有价值,更令人敬重。


蔡元培:1930年元旦推“新”

1930年12月28日,即将迎来1931年元旦之际,蔡元培在上海公开讲演,劝说社会各界在新的一年里不要再墨守成规、使用“旧历”,而应顺应时代使用“新历”。北平《世界日报》选择在1931年1月1日刊发了此次讲演的摘要内容,将蔡元培的这一主张第一时间传送到了北方。

蔡元培的讲演摘要稿有1000余字,其版面位置之醒目,显示着当年主流媒体与政府在推行“新历”方面的某种默契。在同一版面之上,与此稿并列的还有一篇“瑞雪飘摇中之平市新年”的通讯稿,还有“今日为民国二十年元旦,际兹全国一统,实行裁厘之期……昨为除夕,瑞雪适降”云云。显然,推行所谓“新历”,就是要将国际通行的公元历法作为中国民众的唯一历法,公历岁末即等同于农历除夕,而公历元旦即新年春节。

乍一看,报纸大张旗鼓地庆祝着公历新年,蔡元培的讲演稿也随之刊发,煞有介事。仔细从演讲内容来推敲,所谓“新历”的推行,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得力,包括蔡在内的政府官员们,还不得不放下身段,做耐心细致的解释沟通。

实际上,中华民国建立之后,以公历替代农历的政策年年都在讲,但也未见全国统一施行,并没有得到民众的一致认同。辛亥革命后,民国临时政府为破旧立新,就将公历推为“国历”。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临时总统就职仪式上,宣读完总统就职誓词后,发布了第一道政令《改用阳历令》,就通令全国,以后每年以1月1日为元旦。但1月13日又发布《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》,明确提到“新旧两历并存”,这是考虑到基层民众对公历使用,应当还有一个过渡期和试用期。

然而,长期的军阀割据与南北政权分立,这一纸《改用阳历令》并没有得到政府层面上统一响应,基层民众对此更无从响应。政令颁布之后,民间仍以传统农历春节为新年伊始,对公历元旦的意识比较淡漠,也根本谈不上要逐渐过渡、移风易俗的可能。直到北伐胜利以后,新的国民政府再度颁布政令,通令全国自1930年1月1日起,商民一律不许沿用旧历、过旧历年,而必须遵行公历、过公历新年。这一次,俨然是有“破旧立新”之决心的,推行公历的相关措施也随之而来。

当时的国民政府为推行公历新年可谓煞费苦心,实施过相当多的针对性措施。如政府布告禁止农历十二月中出售农历刊物;禁止在二月份(春节期间)燃放烟花爆竹;要求祭祖、年饭、春宴均改于公历年终进行;规定1月5日为开市日,禁止商市于农历初五进行敬财神活动;禁止农历除夕夜寺庙开放;暂许各界于1月15日举行闹元宵、打锣鼓、上街游行等活动,但各灯贩及纸扎店只准在公历新年出售花灯,绝对禁止在农历春节庆祝元宵和销售花灯;规定1月1日至4日为新年假期,严禁各业用春节或其他名义在农历年休业;要求年终双薪及年庆分红、年底大扫除均改在公历年底进行;广劝民众购买公历历书;规定各报馆不能于农历年终、年首停刊,不得登载农历贺年广告;为大力推行公历元旦,建议延长休假,从12月30日至1月5日放假庆祝新年等等。


本文转自善本古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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